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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长城的历史脉动与“北疆文化”的构建
□ 赵现海
中国古代是拥有广阔疆域、多种族群、多元文化的王朝国家。空间性是认识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重要视角。古代中国一方面由多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区域空间所构成，但另一方面各区域空间之间并非是静态分割而是动态流通的。以北方边疆为例，由长城设施所构建的社会秩序，便借助自身的脉动作用，推动了多元融通“北疆文化”的融合与塑造。
多元“北疆文化”的历史融合
对于历史而言，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，而且扮演着能动角色，甚至从长时段而言，是历史的决定因素。亚欧大陆的南半侧，受到太平洋、印度洋、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，农业普遍发达。与之相比，亚欧大陆的北半侧，也即欧亚内陆，暖湿气流受阻于越来越高的地势，很难到达，气候干冷，形成了草原、戈壁、沙漠的地貌形态，农业不发达，只能开展农业、牧业的混合经济，甚至完全的游牧经济。游牧政权建立后，与农业政权形成了长期的对峙态势。前者依托骑兵的军事优势，后者依托农业的经济优势，从而形成长期的平衡。这种平衡表面看来是一种军事平衡，深层来看是一种经济平衡，但究其根源是一种生态平衡。
为应对游牧政权，农业政权采取过多种办法，包括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种方式。众多的方案之中，东西世界都曾经推行过长城方案，而中国尤其重视这一方案，长时期、大规模修筑长城。战国以来，汉民族与北方民族都不断加入到修筑长城的历史之中，推动长城成为中国解决亚欧大陆南北差异的主流方案之一。
长城边疆范围很广，南至太行山脉，北至漠南草原，甚至远及漠北草原。西汉武帝太初三年，派遣光禄徐自为从五原（今内蒙古包头）出发，向北行进，修筑城障列亭，出五原塞数百里，远者千余里，直达庐朐河（今克鲁伦河）。与此同时，命令游击将军韩说、长平侯卫伉，屯守在徐自为军的两侧，从而形成了三道纵向防线。此外，又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居延塞。辽朝在呼伦贝尔草原，挖掘了一道漫长的界壕。金朝为防御蒙古的进攻，既修筑了边墙，又修建了城堡，还挖掘了界壕。金界壕外线自额尔古纳河北岸经满洲里市北，直到蒙古国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长城对于南北中国都发挥着脉动作用，推动了南北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。伴随长城的不断修筑，广袤的北方边疆，长期分布着大量军队与附属人口，一方面吸附了内地资源不断北上，另一方面推动了当地的农业垦殖。而地处蒙古高原的北方民族，由于游牧经济十分容易受到干旱、寒潮的袭击，从而不断南下，归附中原王朝，被安置于长城边疆的内外两侧。
西汉宣帝甘露二年，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为躲避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军事追击，并解决部众的生存困难，前来汉朝朝觐。宣帝在甘泉宫隆重接见，赏赐丰厚。呼韩邪单于向宣帝表达了为汉朝守卫长城的愿望。宣帝同意了呼韩邪的请求，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、车骑都尉韩昌，统率一万六千骑兵，并征调长城地区数千将士，共同护送呼韩邪，驻扎于光禄塞（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朝阳镇小召门梁）。光禄塞位于大青山、乌拉山分界的峡谷之中，地势险要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宣帝将呼韩邪安置于此处，显示出对他的信任和重视。为救济呼韩邪部众，宣帝又命令提供粮食物资。
元帝即位后，也不断为呼韩邪提供粮食物资，纾解呼韩邪的经济困境。此后，两汉、南匈奴及此后归附的北匈奴，长期共同驻扎于长城边疆。匈奴不仅接受汉朝的物资援助，而且通过提供马匹、牛羊，与汉朝民众开展民间交流，史称“通关市”，也即在长城关口之处，开展互市。
东汉时期，民族整合进一步加强。安帝末年，“胡降二十万口”。许多部族加入到汉军之中，比如东汉末年董卓率领的并州军队中，便有大量“胡兵”。汉代的匈奴贵族通过“和亲”，与汉朝皇室保持了血缘关系，通过拟制血亲的方式，改为刘姓。比如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，便是匈奴单于之后。他在西晋末年动荡局势下，以刘氏外甥自居，重建“汉”朝。
唐太宗贞观三年，突厥等部族向唐朝归降。唐朝仿照两汉在长城边缘安置匈奴降众的做法，将突厥转化为长城守卫者。
明朝与建州女真，同样长期维持了大体相似的关系。建州女真作为明朝的羁縻卫所，地处辽东长城边疆外缘，一方面负责为明朝看守长城，另一方面由此而长期获得明朝的物资供应。
伴随北疆地区民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持续推进，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文化脉络，在这里汇流入海、交相辉映，从而开始初步形成多元的“北疆文化”。
融通“北疆文化”的文明塑造
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所创造一切物质的综合，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。伴随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多元“北疆文化”开始初步汇合。但构建具有明确内涵、具有独特性质、焕发特殊光彩的区域文化，仍然有待于本地社会的持续建设，才能真正由此而塑造出坚实的文化形态。而在这一方面，长城边疆仍然发挥了脉动作用。
众所周知，在冷兵器时代，骑兵占据着绝对的战术优势。有鉴于马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，历代政权都将马匹数量的多少，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。长城边疆地域广阔，可以采取游牧的方式散养马匹，马匹体格较为健壮，战斗力较强。为培育骑兵，两汉、隋唐、明朝都在河南地（今内蒙古鄂尔多斯）、漠南草原牧放战马、培育骑兵，从而与北族政权一起锻造出中国古代十分浑厚的骑战军事文化，为古代中国持续开拓边疆、维护国家统一，提供了军事支撑。
在长城边疆，中原王朝不断推广农业屯垦，将蒙古草原从单一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复合经济，甚至农工牧复合经济。西汉武帝收复河南地、打通河西走廊之后，便在河南地及其西北直到令居（今甘肃永登）推广农业经济。明中后期，大量汉人向北越过长城，进入蒙古高原，建设出大片定居农业聚落，称为“板升”，也就是汉语中的城市、房屋之意。“板升”聚落规模很大。“有众十余万，南至边墙，北至青山，东至威宁海，西至黄河岸，南北四百里，东西千余里，一望平川，无山陂溪涧之险。”不仅有农民，还有手工业者，“中国百工技艺无所不有”，从而将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一改而为农工牧结合的复合经济，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。
伴随长城的渐次修筑，中原王朝逐渐开辟通往蒙古高原的交通道路，从而增强对长城边疆的支持力度，加强南北沟通与交流。最早开辟这类交通道路者是秦朝，秦始皇修建了从云阳（今西安淳化）至九原（今内蒙古包头）的宽阔直道。此后历代中原王朝、北族政权，不断在蒙古高原开展交通建设。蒙元时期尤其建立起来了普遍而发达的站赤制度。
在各方面条件逐步具备的情况下，中原王朝努力加强在蒙古高原的政治建设。东汉和帝时期，大将军窦宪仿照管理南匈奴的制度形式，在漠北也设立领护。唐朝在蒙古高原设立安北都护府、单于都护府，尽力加强统治。清朝在蒙古高原实行盟旗制度，堪称北疆管理的划时代进步，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疆域完整。
伴随历代政权在蒙古高原全方面开展经营，北疆地区逐渐从偏居一隅的边缘区域，开始成长、转变为拥有庞大人口规模、雄厚经济基础、强大军事力量的重心区域。在此基础上，北方边疆借助自身位于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中间枢纽的角色，努力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开辟与发展。“北疆文化”由此不仅逐渐塑造出坚实的文化形态，而且不断吸收来自异域的文化元素。伴随历史的演进，多元融通的“北疆文化”逐渐发展成熟。
长城作为古代世界修筑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，对南北中国都持续发挥着脉动作用，不仅吸收南北地区人口、资源不断进入，而且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全面整合与北疆地区的全面建设。在此基础上，北方边疆吸收了来自不同区域、乃至异域地区的文化元素，通过自身的不断建设，逐渐塑造出坚实的文化形态，形成了以多元融通为特征的“北疆文化”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